苏绰：一生清白的我，怎会无端背上个“具官论”的大黑锅
文 | 喆瑞
曾经有篇讲史的文章在网上流传，作者在文中称，北朝时期西魏大臣苏绰有一篇《具官论》，记载了西魏实际掌权者、后来的北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与苏绰的一次密谈，宇文泰向苏绰询问治国理政之道，苏绰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：要治理好国家，应该重用能力强的贪官、摈抑廉洁贤良的清正之士，同时也要择机处置一些民怨沸腾的贪官污吏以制造舆论，由此即能保持国库充盈、军力强盛，“得享太平”。
这个段子令人印象深刻。
一方面因为其观点实在荒谬怪诞，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，人们往往易被荒诞的事物吸引，感到“耳目一新”甚至“茅塞顿开”；
第二因为作者称这一席话出自比较冷门的《北史》和北朝名臣苏绰，“扯大旗当虎皮”，使得这个段子彰显出高冷的学术范儿，较少涉猎史籍的网民不由得肃然起敬；
第三是因为文中所谓苏绰的一番议论虽然三观不正，却通俗易懂，逻辑还颇为严密，听起来确实“有点道理”。于是“重用贪官论”就这样以讹传讹，成为很多人茶语饭后的谈资，甚至有些人以此来讽喻今天的反腐败工作。然而却鲜有人真去翻翻史料，看看苏绰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是否可能说过这么一番话。更少有人认真推演一下这番议论，看看这个苏绰口中的“太平”是怎样的景象。
历史上的苏绰是个什么人？
二十四史中的《周书》和《北史》提到苏绰。《周书》在列传第十六为苏绰单独立传，《北史》则将周惠达、冯景、苏绰及其子苏威、从兄苏亮等五人的史事合为列传第五十一。苏绰出身官宦世家，博闻强记、少有文名，因从兄苏让向宇文泰的举荐而入仕，累官至大行台度支尚书。苏绰在拟定典章制度、规范深圳公务员仪轨礼制等方面显示了突出的才能，他规范政府公文格式和办理流程、建立计帐和户籍制度，精简官吏裁汰冗员、开垦屯田补充军备，在人事、赋税、财政、文牍等问题上为北周政权奠定制度基础。
各方面史料对苏绰的评价都很高，《北史》评论，宇文泰为北周奠基之时，内忧外患、人心浮动，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，苏绰“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，修太平之礼于鼎峙之日”，居功至伟。《周书》将苏绰比作辅弼“舜禹汤武”的“稷契尹吕”，极称或《周书》都没有苏绰这次密谈的任何记载，因此所谓苏绰的“重用贪官论”在史料来源上就很成问题，“扯来的大旗”不戳自破
。
那么对于治国理政，苏绰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？
据史料记载，苏绰生活节俭朴素，不治产业，家无余财，一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，处理起政事来通宵达旦，年仅四十九岁就因积劳病逝于任上。苏绰过世后，宇文泰想厚加赠谥寄托哀思，又恐违背了苏绰谦退俭约的平生之志，和群臣商议后，决定还是“归葬武功，唯载以布车一乘”，苏绰清白立世的品性可见一斑。而从他起草的《六条诏书》来看，其政治伦理观近于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正统儒家学说，特别是《六条诏书》中第四条“擢贤良”，充分体现了苏绰的用人观点。苏绰认为，用贤则治、失贤则乱，这是古往今来颠仆不破的“自然之理”。那么以什么标准来选拔人才呢，苏绰认定，相比于业务能力，个人的道德品质是第一位的，精通业务又品性贤良的人是治理天下的依靠，业务能力强而道德品质差的人则是危险品，任用这样的人令政治混乱、百姓遭殃，用他的原话说就是“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，必以其材而为治也，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，将由其官而为乱也，何治之可得乎”。
显然，以苏绰的择人标准，各深圳公务员色各样深圳公务员的贪官污吏都将被扫到“奸伪为本”的垃圾堆中去，保住身家性命尤恐不可得，怎么可能被提拔重用？因此《具官论》的奇谈怪论与苏绰一向秉持的用人观念是完全背离的，说“重用贪官论”出自苏绰简直令人齿冷。
那么退一步讲，如果苏绰的清廉自守仅是欺世盗名，内里却不以为然呢？我们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推导出什么结论。据史料载，宇文泰每次外出前，都会为苏绰预留一些署好印信的空白纸张，让苏绰得以便宜行事，归来后，苏绰向其简要汇报情况即可。这些事充分体现了宇文泰对苏绰的倚重和信任。既然宇文泰对苏绰如此信赖，苏绰提出的“重用贪官论”又令其“茅塞顿开”，焉有将此理论束之高阁之理。倘若宇文泰真的按照所谓《具官论》的办法施行下去，拔擢贪官污吏、摈抑清官良士，致使妖孽横行、乌烟瘴气，则以他当时面临的根基不稳、强敌环伺、“疆场屡动”的严峻形势，勉强保住家国社稷尚属痴心妄想，怎可能达成“下肃上尊、内安外附”的局面。相反，苏绰的一大功劳就是改革了六朝以降的奢靡浮华和攀比风气，“斫雕为朴、变奢从俭”，精炼文体、纯化民风，令社会风气为之一新。这些事实与前面的假设是矛盾的。
可以肯定，所谓《具官论》乃是假托苏绰的伪作，是某些人借古人之口阐发的奇谈
